1959年,毛泽东不知从哪里得知,国务院副总理黄炎培手上有一本王羲之的书法真迹,惊喜之余赶紧向黄老“借书”,当时允诺只借一个月,到期就归还。

当时他已经辞任国家主席日常事务一下子少很多,平常十分清闲自在,因此毛泽东有了大量的时间去搞自己的兴趣爱好,比如看书,比如搞社会调查研究,比如书法等等。

拿到这本王羲之的真迹,毛泽东视若珍宝,只恨不能将其私自占有,于是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,白天夜里废寝忘食地研究,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,如痴如醉,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书法世界中。

然而就在此时,另一厢的黄炎培却坐不住了,视若珍馐的王羲之真迹被借了出去,心里不免有些放不下心。

原来早在唐代,就曾发生过唐太宗巧夺王羲之真迹《兰亭序》的事情,据说唐太宗因为过于痴迷王羲之书法,后来临终也要将它们带进坟墓陪葬,由此惹得后世书法爱好者扼腕叹息。就连毛泽东也曾发出感叹:“《兰亭序》不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,在书法艺术上的价值更大。要是真迹能留下来那是国宝啊!可惜葬到唐皇的坟墓里去了。”

如今仿佛是往事重现,黄炎培心生不安,总是担心会出什么意外,于是刚借出去没几天,便开始频频给毛泽东办公室打电话。

一开始,这些电话是打到毛泽东办公室的值班室里,卫士接过电话后,便趁着给毛泽东倒茶的机会打报告说:“主席,黄炎培那边来电话了。”

最初几次报告的时候,毛泽东总是耐心地回复对方,承诺到期一定会“完璧归赵”,但一来二去多次催讨之后,毛泽东便开始有些不耐烦了。

某一天,卫士又来报告黄炎培打电话的事情。

“嗯?”

“他们......又催呢。”

“怎么也学会催债了?不是讲好一个月吗?我给他数着呢!”

毛泽东做事十分讲原则,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向灌输的原则就是,“交待的一定要照做”,对自己同样如此要求。

既然之前说过一个月借期,毛泽东届时必然会信守承诺,对方如此催问,显然是不信任。

“主席,他们不是催要,是问问,就是问问主席看不看。”

“到一个月不还,我失信。不到一个月催讨,他们失信。谁失信都不好。”

虽然深知王羲之真迹的宝贵程度,黄炎培心里放不下也是情有可原的,但是在毛泽东看来,如此频频催讨是有失风度的。

后来,黄炎培有一次直接将电话打到了毛泽东那里,一开始还只是正常汇报工作上的事情,后来还是忍不住问起了那本真迹。

毛泽东这下子是真生气了,他对着电话那头的黄炎培严肃地说:“任之先生(黄炎培,号楚南,字任之),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?”

面对毛泽东的突然质问,黄炎培自知“理亏”,连忙解释并不是不放心毛主席,后来还表示只要毛主席喜欢看,可以多看一些时间。

应当说作为一名狂热的书法爱好者,毛泽东面对如此宝贵的王羲之真迹,心里自然是喜爱尤甚。

再从另一方面说,细数历朝历代的那么多个书法家,王羲之其实是对毛泽东书法影响最大的其中一个。

他从17岁考入湘乡东山学校后,就经常临摹王羲之的字帖,比如《十七帖》《兰亭序》等,被当时学校老师十分赞赏,毛泽东的字更是被戏称为“兰亭体”。

后战争年代,毛泽东辗转全国各地从事革命斗争中,文房四宝和古籍向来是随身携带、从不离手,其中就包含有王羲之的法帖。

对于王羲之,毛泽东曾坦言:“我就喜欢他(指王羲之)的行笔流畅,看了使人舒服。我对草书感兴趣,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。他的草书有‘十七帖’。”

不过,跟一般人不同的是,毛泽东研习王羲之的法帖,并不是单纯的临摹,而是讲究“一看二学”,即先看帖、后学帖,而且学的过程非常强调七个字,叫:“学得又像又不像。”

因此毛泽东写的《兰亭序》,完全是其经过创新改造之后的极具个人风格的“毛体”,看着别有一番韵味。

对此,毛泽东则说:“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或是某人的字一摸一样,那书法就停止不前没有发展了。世界上的东西如果都一样,那叫什么世界呀?世界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。”

除了王羲之,欧阳询、颜真卿、郑板桥等都是某个特定阶段毛泽东在书法上的学习对象。

据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回忆,“老人家的书法,最初是学欧体的,后来转学颜体,又学过魏碑。”

到了后期,毛泽东就比较偏爱草书,其中受唐代“草圣”怀素的影响最深。

著名的芭蕉练字的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怀素,他的草书被称为“狂草”,如骤雨旋风,气势磅礴,与张旭齐名,被后人称为“颠张狂素”,代表着中国草书史上的两座巅峰。

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的有很大相似之处,也是恣意盎然,挥洒自如,气吞山河。

据曾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田家英回忆说:“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的,写起来很有气魄。”

从欧阳询、王羲之到怀素等书法大家,毛泽东都非常地尊重和喜爱。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过往,当毛泽东从黄炎培手上借到那本王羲之书法真迹后,自然是非常地珍视,如获至宝。

于是,面对黄炎培的屡次三番地催问,毛泽东才会显得不耐烦,甚至还埋怨其沉不住气。

再后来,真的到了如期奉还的那一天时,毛泽东十分果断地将这本真迹交给卫士,多次嘱咐一定要在零点前送到,不能让别人说他毛泽东是个不守信用的人。

当时卫士曾说,“黄老那边已经说过,主席只要在看,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。”

没料到毛泽东听后却连连摆手,“送去吧,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,朋友交往要重信义。”

事实上,在上世纪六十年代,或许是由于空闲时间多而勤奋苦练的原因,毛泽东晚年的草书曾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,浑然天成,自成一体,纵横古今,堪称一代书法大家。

要说当时毛泽东究竟有多勤奋练习书法,据毛泽东小女儿李讷曾回忆,“大概是60年代初吧,老人家让工作人员把所有的碑帖都集中起来,放到他身边。那段时间,老人家住处的里里外外到处是各种各样的字帖,连卫生间里也放有好几本字帖,以便随手翻阅,主要是读帖,不再临写了。在读帖中融会贯通,吸取到自己的笔下。”

在毛泽东看来,书法不同于数理化等,其对天赋的要求没那么高,最重要的就是勤奋苦练,“写字么,就全靠练了。能坚持能刻苦,谁都能练出一笔好字。开始可以照着字帖练,练多了就会出来自己的风格。”

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,后来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。

等到了70年代中期,因被诊断出患老年白内障,毛泽东的左眼几乎看不见东西,后来被迫接受了白内障手术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,一向嗜书如命的毛泽东被迫放弃阅读书籍,而改读字帖,因为字帖不仅是书法作品,同时也是文学作品,由此是一举两得的事情。

再后来,当他连看字帖都十分吃力时,无奈之下,只能由工作人员逐字逐句地读给他听。

等到了1976年9月9日,毛泽东不幸逝世,当工作人员整理毛主席遗物时,赫然看到其书桌上还摆放着一本宋高宗赵构的《草书洛神赋》。